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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综述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综述》课题组   出版时间:2000-01 字号:

1998年的中国史前考古,成果丰硕。其中,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探索获重大突破;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又有新的发现,由《考古》杂志社组织召开的“中国前期新石器文化学术研讨会”推进了有关课题研究的深入;本刊记者:《中国前期新石器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考古》,1998年第10期。对良渚文化、史前城址的研究及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有重要进展。一向较为薄弱的以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为主体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也受到了重视。朱乃诚:《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3、4期。

探索早期人类文化遗存,是涉及到人类起源的重大学术课题。迄今为止,距今200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非洲。据此,多数研究者认为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60年代以来,在中国云南元谋、重庆巫山龙骨坡等地相继发现了距今170万年至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在云南、广西、重庆、江苏、山西等地发现了距今400万年以前的古猿化石;同时,第四纪古环境的研究表明,距今200万~400万年间或稍早的上新世,中国大陆适于人类生存。所以,有研究者预测,中国境内有可能发现距今200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存,中国及其亚洲地区也是古人类的发祥地。

1998年,旨在寻找中国最早的文化遗物和人类化石的国家“九五”“攀登”研究计划——《早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研究》的安徽课题组的探索工作,获得重大突破,他们在安徽繁昌县癞痢山人字洞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这是迄今发现的亚洲地区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它突破了距今200万年这一时限,与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这一发现,不仅对于研究距今200万年前的人类经济生活类型、恢复早期人类生活环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在亚洲地区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韩立刚等:《繁昌旧石器考古获重大突破》,1998年12月16日《中国文物报》。

1998年公布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资料,还有泥河湾盆地霍家地发现的60件石制品,推测其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冯兴无、侯亚梅:《泥河湾盆地霍家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第17卷第4期。。李炎贤、李天元等人公布了对郧县人遗址发掘所获200多件石制品的研究报告,认为这些石制品为原地埋藏,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出南北混合的过渡地区的特色,其时代属早更新世晚期,大致和公王岭蓝田人时代相当李炎贤、李天元等:《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第17卷第2期。

张森水《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一文,对60年代初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地点出土的早更新世的“人工制品”和“用火遗迹”等作了初步的评估,认为石制品有明显的水流冲撞的特征,鹿角上的切痕没有加工目的性,烧骨烧牙烧角也经不住推敲,难以令人信服,由此提出应重视对各种自然营力作用下出现的似是而非的标本作系统研究张森水:《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人类学学报》,第17卷第2期。

近年来,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研究、尤其是对更新世晚期之末至全新世之初这一时期内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化内涵的探索,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它涉及人类食物生产的起源等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1998年在这方面的探索又有新的进展。

1995至199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内的于家沟、马鞍山等十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距今2万年左右的小石器文化遗存和丰富的距今14000年至8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以及用贝壳、螺、鸵鸟蛋皮及鸟骨等材料制作的装饰品等泥河湾联合考古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1998年11月15日《中国文物报》。

引人关注的是,在于家沟遗址发现了与细石器共存的距今约1万年前的陶片,其中一片陶片为一平底器的底部。这是目前在华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片,对制陶业起源研究意义重大。

在马鞍山遗址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人类活动面、烧灶及石器遗物等。经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3000年左右。这是中国至今发现的距今万年以前最完整的一个烧灶。如此丰富的人类在旷野活动的遗迹,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的首次发现。

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将予重大的推进。

郁金城在《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首次公布了1995、1996年对北京怀柔县转年遗址发掘400平方米的主要收获《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4月。。转年遗址出土石容器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中的首次发现。出土的陶片呈现出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风格。遗址的年代,经对出土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定,约距今9200余年至9800余年。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发现约距今万年以来的四期文化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即邕宁县顶狮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这是在中国岭南地区首次明确的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对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的识别与探索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广东英德县牛栏洞遗址亦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这一成果再次表明,华南地区在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演变发展方面,也是个十分重要的区域。

夏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经历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兴衰的全过程。夏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考古学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以来,有关夏商周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也逐渐深入。但是,迄今为止,夏商周三代的准确纪年只能依据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记载,追溯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前的夏商周纪年则众说纷纭,迷茫不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承传不绝的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攻克夏商周年代学的疑难课题,廓清历史迷雾,对深入阐发中华文明的源流、展示中华文明的风采,意义重大。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96年5月,国务院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正式确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和量化,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两年来,断代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课题组的积极努力下,进展顺利,许多专题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有了考古学依据,夏商之间、商周之间有了考古学年代界标,西周王年研究也有显著成效。在断代工程的带动下,夏商周考古的许多相关课题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1998年的秦汉至元明考古,在历代城址与陵墓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与历代经济、社会文化有关的发现与研究,以及宗教考古等方面,也获得重要进展。

中国自70年代后期发现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以来,至今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辽河流域及华南地区发现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约距今9000~7000年)的遗址几达200处,分属十来个考古学文化。对这些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是伴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加而逐步加深的。近年来,研究进展较大的,主要是彭头山文化和后李文化。

此外,在内蒙古敖汉旗北城子又发现一处兴隆洼文化的大型环壕聚落。杨虎等:《敖汉旗发现一大型兴隆洼文化环壕聚落》,1998年7月26日《中国文物报》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其年代约距今5300~4000年。近20年来,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群址、大型建筑址、祭坛墓地及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表明其社会曾经历过高度发展时期,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形成了良渚文化研究热潮。目前,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其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的认识及玉器制作工艺等方面;而对良渚文化发展过程及各发展时期的文化面貌与特征、社会经济等基础课题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其中,对良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意见分歧较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它已是进入文明时代,进而认为中国在距今5000年前已进入文明时代;另一种意见认为它仍属史前时期。

朱乃诚《关于良渚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在将良渚文化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七个阶段、并究明了各发展阶段的文化特征和年代的基础上,逐阶段地考察其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提出在良渚文化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两个高峰期的看法。第一个高峰是在距今5000~4800年前后,物质文化迅速发展,并在距今4800年左右开始向外扩张;集政治、军事、财富的社会中心活动区已经形成,礼仪制度也在形成之中,社会特权阶层已经产生,但由于宗教意识浓厚和过度的物质消耗,其社会发展水平并未达到产生国家机构的程度;良渚文化内部也未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各区域内的最高统治者仍然属部落联盟盟主或酋长之类,并未升华到君主的地位。第二个高峰是在距今4600~4400年前后,精神文化获得很大的发展,陶器制作精致,可能产生了原始“陶文”,出现了许多文明因素,但终因自然地理的闭塞,不能融汇其他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致使其社会最终没有能力产生国家机构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兼论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质》,《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良渚文化的新发现又有报道,较重要的有浙江海盐县龙潭港祭坛和墓地及桐乡市普安桥土墩遗址的发掘孙国平等:《海盐发现新型良渚文化墓地》,《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4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这是首例可按墓葬规格区分墓区的良渚文化墓地,将有助于对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的研究。1995~1996年对普安桥遗址的发掘,初步弄清了作为墓地的人工堆筑土墩的形成过程,同时在浙北地区首次清理出一座较为完整的双间房屋基址,为研究良渚文化中常见的土墩墓地的结构,有重要意义。

安徽江淮一带地属太湖与江汉地区、中原与东南地区文化交往的要冲。对这里的新石器文化的探索,已发现有距今7000年以来的定远候家寨。肥西古埂、潜山薛家岗等文化遗存,但发现的文化层次普遍不高。

199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的祭坛址和40多座墓葬张敬国等:《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9日。。凌家滩遗址的发掘收获表明,安徽江淮一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又一重要区域。

中国的史前城址,最初是1977~1978年探索夏文化与夏代都城的过程中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首次发现而确认的。目前已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流域发现了30多座土筑城址,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发现近20座石筑城址,其年代大多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其中河南郑州西山城址及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的始建年代分别为距今5000多年和接近距今6000年。1998年,又公布湖北荆州市阴湘城址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城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石首市走马岭城址和四川新津县宝墩城址的发掘简报及湖北公安县鸡鸣城址的调查报告荆州市博物馆等:《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4期。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并再次发掘了阴湘城址和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在阴湘城址的壕沟内出土了约距今5400~5000年的漆器和接近5000年的陶器刻划符号贾汉清、张正发:《阴湘城发掘又获重大成果》,1998年7月1日《中国文物报》。;在城头山城址内发现了一处大型祭坛遗迹。这些新资料表明,与史前城址有关的重要现象,今后还将有不断的发现。

对这些城址的性质与作用及其在这时期涌现的社会意义,已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形成有多种看法,但缺乏得力的综合考察研究成果,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一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考古》,1998年第1期。

相关的研究文章还有:张之恒的《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曹兵武的《长城地带史前石城聚落址略说》《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靳桂云的《龙山时代的古城与墓葬》《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马雨林的《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纵谈》等《中原文物》,1998年第1期。

史前陶器符号又有新发现。1996年春季对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发掘时,于一条灰沟中出土了一片有刻符的陶片。据该灰沟的层位关系,可确认该陶片系龙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有人认为这些刻符可分为两组或三组,至于是什么字,尚可探讨,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也有人认为景阳岗出土陶片上的刻符像图画而不具备文字的意义王守功:《景阳岗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1998年1月14日《中国文物报》。

张敏、周晓陆、刘志一分别考释了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采集的陶片上的符号。张敏认为这是一篇图文并茂的完整刻辞张敏:《从史前陶文谈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东南文物》,1998年第1期。,周晓陆推测其表意的是干支与生育内容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刘志一则考释陶文的内容是在河边祭祀水族祖先的祭文,即供品清单和祝辞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此外,方酋生针对曹定云提出的丁公出土陶文为“伪品”的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丁公陶文陶片属龙山文化遗物无疑方酋生:《丁公龙山陶文真实可信吗》,《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主要是依赖考古学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一课题的探索已发表大量研究论著,对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对距今6000年以来的中国史前史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曾综述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情况。其中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概括出三种主要看法,即中国文明形成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于龙山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起点在距今五千年前。前述对良渚文化与史前城址等研究,也都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关的重要课题。1998年又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的有关述评文章,考察分析1991年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状况,并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提出了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考古》,1998年第6期。。关于从考古学上确认中国文明时代开始点或诞生期的标志,认为只要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可确认为体现王一级的遗存,如大规模的宫殿、宗庙或王陵区,或是记载统治阶层活动的文字载体等可证明国家存在的实物资料,便可以认为当时已进入文明时代。关于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认为夏代立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在传说中夏人的活动地域内探寻从陶寺大墓至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规模与都城相当的遗址,既是研究夏王朝开国时期史迹的重要途径,又是解决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所在。并认为“龙山时代”正经历着中国文明时代诞生之前的社会急剧动荡、分化、改组的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如果将传说的五帝时期“万邦”、“万国”林立的现象与“龙山时代”的众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参比性。据此进一步指出,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揭开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面纱,将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需要面对的又一重大学术课题。

此外,陈淳引用“酋邦”概念,尝试探讨中国史前的酋邦。认为我国酋邦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但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在国家形成以后,酋邦仍在周边及其他地区兴盛。海岱、长江下游和辽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酋邦社会明显比中原地区的复杂而强大,并且应当有条件各自演进到国家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已被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为信史的情况推断,《史记·夏本纪》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载,亦当有所依据。夏代的纪年,历来歧异纷杂,莫衷一是。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采用的夏代起迄时间为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目前,关于夏文化的讨论,已渐趋集中于分布在嵩山以北伊、洛河流域和嵩山以南颖河上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对有关文献所载的晋南“大夏”、“夏墟”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则相对薄弱。

二里头文化,因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获取大量典型和系统的资料而得名。二里头遗址是由徐旭生先生于1959年在豫西考古调查时发现。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长年勘探、发掘,判定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座落于伊水和洛水交汇处附近的大型都邑遗址。据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大体在夏纪年之内。断代工程设立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承担的“早期夏文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分界”两个专题。专题组于1997年春分别对河南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进行新的发掘,获得许多有关年代学的新资料。1997年11月,断代工程在河南召开“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与会者通过对发掘现场、实物的观察和讨论,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夏文化,过去考古界将二里头文化分为1~4期是正确的。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还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应由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再往上追溯到嵩山南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性质的判定,是断代工程在考古界长期探索夏文化基础上取得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大进展。

在确认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文化的前提下,对二里头遗址性质的认识又有所深入。高炜等学者认为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迟其晚段)已经进入商代早期。因为若将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际一号宫殿的废弃视作夏、商之交政治事变的结果,那么宏大的宫殿被平毁,自然需经过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在台基上挖灰坑,埋墓葬;商人攻占夏都,扫灭夏王朝,另择地建新都,其间也要有一个过程。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特征以继承二里头一至三期的传统为主流,同时部分吸收并融合了商文化等的因素,应视为商代初年夏遗民的遗存。

安金槐和杨育彬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属于夏文化的早期安金槐、杨育彬:《偃师商城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98年第6期。。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夏代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约500年左右。即使把二里头文化全归入夏文化,其年代之和也远达不到此数据。若按树轮校正的结果,距今最早的年代也不过3900年。所以夏代早期的纪年必然要由二里头文化上溯到龙山文化的晚期。而龙山文化晚期之时,已经有许多城址,还有青铜器的铸造和文字的发明,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祭祀和礼制也成为统治者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所以应已进入文明社会。其时夏王朝开始建立,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统治的奴隶制王朝,其疆域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到济水之南,南至淮河沿岸,成为方圆千里的泱泱大国。

夏、商之交的年代学界标和早商文化的确定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疑难课题。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1997年的发掘和研究,对偃师商城的建筑年代有了新的认识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考古新成果与夏商年代学研究》,1998年5月15日《光明日报》。。1996年在偃师商城东北隅的发掘,首次以确凿的地层关系,证明该段城墙的建造,当晚于城墙之下的灰坑,而早于城墙附属堆积和道路上的墓葬,推定其年代相当于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二期偏早阶段。这一重要的发现,说明原先所知的城墙,并非偃师商城最早的商文化遗存。近年来早期廓城的发现,又把偃师商城的始建时间提前了一个阶段,约当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偏晚阶段。此外,在宫城北部灰沟的底部发现目前所知偃师商城最早的商文化遗存。它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包含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这类文化遗存在曾经是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近旁出现,标志着商人在当地已经立足,亦即夏、商王朝已经更替,并使商文化的上限得以推定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偃师商城早期廓城的发现,使持偃师商城始建年代早于郑州商城观点的学者论据更为充分。安金槐和杨育彬认为,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至迟在二里头四期安金槐、杨育彬:《偃师商城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98年第6期。,比二里岗下层要早。而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则早不过二里头下层时期。所以相比之下,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当早于郑州商城。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从其始建年代、地理方位、规模和形制来看,它是商代早期的一座都城。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确认这里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新都西亳。袁广阔的看法与上述观点相近袁广阔:《试论夏商文化的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由此看来,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的论断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垣曲商城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是继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商城、山西东下冯商城和河南偃师商城之后发现的第五座商代前期城址。在1996年出版的《垣曲商城》中,作者作出“城垣当始建于商代二里岗下层时期,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岗上层时期,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年代大体相当”的推断。王睿的看法有所不同王睿:《垣曲商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8年第8期。,认为垣曲商城的始建年代晚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城址的地理环境、本身的结构、布局和墓葬情况充分说明它是一个军事性卫城。

199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安阳市文化局协办的“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在安阳召开《考古》记者:《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纪要》,《考古》,1999年第2期。。收到论文近40篇,集中展示了殷墟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新成果《殷埔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1998年10月。。殷墟有无城墙,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课题。刘忠伏根据商代城址发展的特点和一般规律,结合文献的有关记载,认为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也应有城垣,并提出以探查殷墟城垣为今后发掘的侧重点。张国硕则认为殷墟原本无城墙。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城墙规模都很大,作为商王朝都城的殷墟,若有城墙设施,其规模也应较大,不可能被后世完全破坏而未留痕迹。杨升南对殷墟西区墓地为族葬墓的观点提出疑问,认为这些墓葬的头向、葬式、结构和出土遗物上的族徽等并不一致,因而殷墟西区的各个墓区,不具备“族葬墓”的性质,而是居于王都的中下层平民的“公共墓地”。向桃初通过对岳阳地区商代晚期青铜文化分期、年代、文化特征以及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特别是殷墟文化关系的探讨,推断岳阳地区商代晚期文化是与商文化关系较为密切的土著文化。刘绪对晚商方国贵族墓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商王朝对方国的控制,晚期弱于早期;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商王朝较周王朝野蛮落后,这是商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周王朝彻底征服了商代贵族,在埋葬制度上一改商制为周制,则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袁靖在整理和研究殷墟花园庄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之后,认为殷墟居民的绝大多数肉食是从家养动物中获取的,这种获取肉食的方式日趋稳定和有效;并作出殷墟出土的马可能自外地传入,而非当地土生土长的推断。国外学者对殷墟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日本、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学者参加纪念会,有的还提交了论文。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运用考古资料阐述了对商代畜牧业和兽牲祭祀的形态及意义的认识。俄罗斯学者科瓦廖夫和瓦连诺夫则分别论述了商殷时期北方进攻型武器的组合及商代军事分队的人数和结构。刘建国、赵春燕、刘煜等学者分别就殷墟的遥感考古,通过青铜器中所含特殊铅的分析确认殷墟和南方青铜器,铸造特点、产地,以及殷墟青铜器防锈等专题进行讨论,进一步体现了考古学同自然科学结合日益紧密的新趋向。

1997年9月至10月,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洹北花园庄进行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探查出面积达15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发现商代灰坑、灰沟以及大量陶器等遗物,同时还在村庄东部钻探出较大面积的夯土基址,被认为很可能是盘庚迁殷之后最早的遗存。殷墟迄今尚未发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宫殿或王陵遗址,虽然以前曾发现过早于武丁时期的少数墓葬,但尚不能证明殷墟在早于武丁之前就是王都,因而学术界对殷墟文化的上限一直未能确认。洹北花园庄大规模夯土基址的发现是殷墟考古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目前,在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之下,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商周分界和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两项重大学术课题,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果李政:《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进展》,1998年1月30日《中国文物报》。

武王伐纣之年为学术界公认的商周分界年。但有关伐纣之年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在迄今有影响的40多种说法中,早晚年代相差长达100余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的断代工程“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对西安丰西毛纺厂的发掘,推知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而天文学家以最新手段计算所得结果证实,武王伐纣时出现在天空的那颗岁星(即木星)的出现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从而将武王伐纣之年的范围缩小到30年之内。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的预期目标是对西周(共和以前)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由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北京大学考古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各项子课题均有明显进展。①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是早期燕国的始封地。遗址的重要发现是108号灰坑中出土的刻有“成周”2字的卜骨。“成周”为成王时在洛阳营建的东都,故“成周”2字具有明确的时代意义,证明108号灰坑为代表的遗存,其年代不早于成王,从而为确定成王的年代找到一个有力的定点。②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所谓“天再旦”,很可能指的是日出前发生的日全食。专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发生的日全食在新疆能见到“天再旦”的绝好机会,及时组织观测,证实记载的可信。同时通过精密推算得出“懿王天再旦”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结论,为西周列王研究提供了一个天文学定点参数。③山西天马一曲村遗址是西周成王时分封的早期晋都所在。遗址中晋侯墓地的发掘,揭露出从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8位晋侯及其夫人共17座大墓,以此与《史记·晋世家》的文献记载对照研究,推定墓主为晋武侯至晋文侯前后相继的8位晋侯。晋侯年表的确立为西周列王年表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④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成果推进了西周王年研究。课题承担者从上千件有铭西周铜器中搜集到年、月、干支和月相俱全的铜器60件,如晋侯苏钟、静方鼎、虎簋盖等。根据铜器形制、花纹、铭文字体及行文体例的变化排出先后次序,其中多数已可精确到王世,为西周历法和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1998年,关于洛阳地区西周陶器墓和 国文化遗存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新成果发表。刘富良将洛阳地区西周陶器墓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基本反映了主要陶器的演变序列。 国遗存是指1974年以来,陆续在陕西宝鸡附近发现的一类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主要包括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三个地点。对其文化性质,学术界的看法不一。朔知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认为 国文化属巴蜀文化的一支,在殷末涉足宝鸡,当与周灭殷商和成王分封有关,受到周围文化因素的影响,尤以周文化的影响最深。

1998年,有关东周的考古学研究,议题广泛,涉及墓葬、玉器、钱币以及青铜器、铁器的冶铸等诸多课题。山东长清仙人台贵族墓地曾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近期公布了详细的发掘资料。任相宏就该墓地的年代、国属、地望、文化特征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任相宏:《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及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8年第9期。

东周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郭立新将东周玉器划分为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三个发展阶段郭立新:《东周玉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认为铁制工具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浮雕和镂雕工艺相继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兴起。东周玉器的装饰风格经历了由疏朗、写实到繁复、抽象,再到简洁明快的发展过程。左鹏认为楚人佩饰珠玉习俗的变化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趋同的结果左鹏:《楚国珠玉佩饰之研究》,《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也是汉民族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

东周时期,作为王畿的洛阳地区广为使用空首布(铲状币),但是以往该地区却未见空首布钱范出土。蔡运章、张书良依据最近公布的洛阳发现“安臧”空首布钱范以及相关资料,确认周王畿内流通的此种平肩空首布为周王室掌管的铸钱作坊所制造蔡运章、张书良:《洛阳发现的空首布钱范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钱范出土地点当是铸钱作坊的所在,属“王城之市”的范围。

晋国为春秋五霸之一,延续108年。晋国青铜器多精品,是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陶正刚根据山西侯马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陶模、范,对晋国青铜器纹饰和铭文的铸造工艺作了深入阐述陶正刚:《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98年第11期。。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化举世瞩目,但是长期以来某些外国学者持有中国青铜文化是由西亚等地传入的观点。刘诗中、卢本珊对江西瑞昌铜岭先秦铜矿的年代、采选矿技术及其文化性质进行深入分析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并结合全国各地历年发现的大量早期青铜器、铜矿和铸铜作坊的有关资料,明确指出,中国的青铜文化是在本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并且自成体系,富有独特的民族色彩,在世界青铜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何时开始人工冶铁以及早期铁器的冶金学特征等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通过考古发掘和金相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韩汝玢对此有综合论述韩汝玢:《中国早期铁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金相学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预计于1999年底以前结项,届时将公布所推定的三代年表。党中央、国务院对由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寄予厚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指出,今后对中国自古以来传说的炎帝、黄帝时代还要作深入的探讨。“中原以外的地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商代,在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和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重大发现之后,谁也不能把眼光只限于以河南北部为核心的地区了。我们应当尽早作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开拓的科研道路继续下去。”李铁映:《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27日《中国文物报》。

历史考古学以都城考古学为重点,其中又以宫城考古学最为重要。随着古代都城考古勘探和发掘的广泛进行,学界对都城及宫城的认识日臻深入。刘庆柱的《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物》,1998年第3期。,系统阐述了对宫城的出现、营建、形制等重要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宫城的出现大抵与“国家”的出现同时,而真正意义上的“宫城”的出现则是在商代。宫城与廓城的兴建顺序是宫城在前,廓城在后。宫城的轴线决定都城的轴线。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宫城和“亚宫城”的区分(宫庙区中主体宫庙建筑所在地称“宫城”,其他重要宫庙建筑或相关重要建筑所在地称“亚宫城”,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宫殿与宗庙也开始分区营筑,宗庙从宫城中移出。历代宫城中,主体建筑(或正殿)的位置,存在着由居宫城中央或偏北,向偏南发展的趋势。

历代宫殿、城址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有很多。

陕西澄城良周村发现大型秦汉宫殿遗址,其中心为一东西向长方形区域,四周有土沟环绕。中心区以南北向的道路分为东西区,东区中部偏北有面积较大的夯土台基;西区面积二倍于东区,有多处瓦砾密集区。一些建筑遗物与秦宫殿遗址所出的相似,可能始建于战国晚期至秦;汉瓦发现较多,采集的“貌宫”瓦当提供了推测宫殿名称的线索姜宝莲、赵强:《陕西澄城良周秦汉宫殿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98年第4期。

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有重大收获,已揭露出主殿基址和东西两侧附属建筑庭院。主殿台基夯筑,四周有壁柱,其外环绕廊道、散水和铺砖道,和未央宫椒房殿的正殿遗址的平面布局相似,可能是桂宫内后妃居住的重要宫殿建筑。西汉中晚期使用,毁于两汉之际长安城中的战火李毓芳:《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有重大收获》,1998年12月13日《中国文物报》。

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都城,迭经兴废。1984年对城垣的试掘,为了解该城的早期沿革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据发掘者称,此次试掘首次找到了西周城址,并弄清了东周成周城的形成及规模。秦代在东周城的基础上扩修,形成汉魏洛阳城的基本规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三国时期荆州城的城墙是中国现存延续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演变为砖城的唯一古城墙。其南垣东端清理出三国至清历代城墙遗迹,表明自三国时代起,荆州城址始终在现存城墙范围内变动,从早到晚,由内向外推进,由低向高堆积陈跃钧、张世松:《荆州城墙考古发掘获丰硕成果》,1998年10月7日《中国文物报》。

山西大同东南新发现的北魏明堂辟雍遗址,为确定平城遗址的具体方位提供了座标。明堂辟雍平面呈圆形,主体建筑明堂位于遗址中央,是方形夯土台基,外围圜形水沟,即辟雍,沟内侧设4个门与中央建筑相对应。遗址的地理位置、形制与史书所载一致,与西汉新莽的长安明堂、东汉洛阳明堂差别不大,但平城明堂在其上建灵台,集祭祀、布政、观象台三位一体,显示了孝文帝时期建筑的革新精神。平城为北魏早期的都城,迄今未找到平城遗址的具体位置。按历代城制“明堂在国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即东南方位。因此大同市南郊明堂辟雍遗址的发现为寻找北魏京城的城垣和中轴线提供了座标刘俊喜、张志忠:《大同发现北魏明堂辟雍遗址》,1998年1月18日《中国文物报》。。此外,张畅耕等以北魏明堂遗址界定平城的方位,校正了《水经注》平城如混水注文的讹误张畅耕、左雁、张海啸:《北魏明堂与(水经注)平城如混水》,1999年1月13日《中国文物报》。

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经历了1959~1960年和1995~1996年两次发掘。第二次发掘取得两大收获,其一是通过雷达遥感技术和钻探解剖,弄清了大殿的柱网结构;其二是证实翔鸾、栖凤二阁之前有盘砌而上的道路,与文献中“含元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的记载可相印证,而与第一次发掘所确认的龙尾道位于含元殿南部正中的情况大相径庭。第二次发掘的资料公布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傅熹年《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探讨》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物》,1998年第4期。,认为按照第二次发掘确认的含元殿柱网进行复原的建筑应是一座单檐庑殿顶的大殿,与隋仁寿宫三十七号殿址、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柱网近似,而与文献记载中的含元殿有副阶、为重檐建筑和有挟屋、用四个鸱尾的情况不同,与大明宫麟德殿、渤海国上京一号殿址佛光寺东大殿等唐代建筑的柱网也不同。前一类型的建筑柱网有北朝遗风,后一类型则可能属于南朝体系。因之,他怀疑第二次发掘揭示的殿址建于隋代而非唐代,上层唐代含元殿址已遭破坏。关于龙尾道,他认为文献记载含元殿“如承天(门)之制”,承天门有五个门道,第二次发掘揭示的二阁前盘砌而上的两条道,与第一次发掘揭示的殿南三条道路合起来正好是五道,合乎唐代宫殿体制。

上阳宫是唐东都的一处著名宫苑。考古发掘证实它位于东都洛阳皇城的西南隅、洛河北岸,清理出来的遗迹是属于上阳宫的一处园林遗址,包括水池、假山、廊房、水榭等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姜波对上阳宫的位置、沿革及建筑特点作了考证姜波:《唐东都上阳宫考》,《考古》,1998年第2期。,认为考古发掘出来的上阳宫园林遗址与《唐六典》卷七所载“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苑之东垂也,南临洛水,西拒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的地望基本相符。其他唐代宫殿遗址新发现两处:河南洛阳和宜阳县交界的一处古遗址被初步确定为唐代西苑合璧宫遗址1998年11月4日《中国文物报》。,洛阳西南郊发现的一处大型宫殿遗址很可能是隋唐西苑的冷泉宫遗址霍宏伟:《洛阳西南郊发现唐代大型宫殿遗址》,1999年1月10日《中国文物报》。

浙江宁波发掘了唐宋子城遗址,揭露出城墙、排水沟、大道、花坛、衙署建筑基址等,重新确认了城址与护城河的位置。明州港为唐代四大名港之一,是东南沿海的通商大埠,子城是其中心。唐代城墙为梯形夯土墙体外包砖,宋代城墙在前者基础上扩建或修建。发掘与勘察的结果证明唐子城建于公元821年,宋延唐制。出土的唐宋各窑口贸易瓷显示出明州港城是外销陶瓷的集散地,首次发现的唐波斯陶证明与波斯地区已有的交往林士民:《浙江宁波花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获重要成果》,1998年4月12日《中国文物报》。

1997年8月,“元中都学术研讨会”在张北县召开,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元中都遗址,一致认为,张北县白城子遗址就是当年的元中都,是以大都为蓝本,仿照大都的样式建造的。中都城是元朝重要四大都城之一,它的兴废反映了蒙元历史的进程,研究中都城对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有重要价值,对研究北亚历史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发表了15篇有关的研究文章。其中,冯恩学、魏坚、郑绍宗、陈应祺等从考古学方面对元中都进行了探讨。

1998年9月至10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元中都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元中都由宫城、皇城、外城相套组成,平面呈“回”字状长方形赵桂香:《元中都考古拉开序幕》,1998年12月16日《中国文物报》。

明代南京城城墙为明太祖朱元璋“高筑墙”思想的具体体现,王志高介绍了城墙结构,最坚固的墙身中心以小型片石伴土夯筑,再以块石伴合石灰浆混浇贴砌形成防护层,外以条石包砌。他还结合文献论证明代南京城西、南两面城墙并非利用了南唐旧城的土筑城墙王志高:《从考古发现看明代南京城墙》,《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宿白考证了宣化城的沿革:明宣府镇城系就元宣德府城展筑,元宣德府上沿金宣德州即辽归化州,亦是因袭唐雄武——武州城,他根据晚唐五代迄辽墓的位置大体复原辽归化州、五代晚唐武州城的位置,进而推测其为东西略长于南北,内设十字街的横方形城堡宿白:《宣化考古三题》,《文物》,1998年第1期。

秦陵铜车马自发现伊始,便一直是秦文化研究的热点。本年度出版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和《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全面发表了秦陵一、二号铜车马的发掘和修复资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7月。,秦陵铜车马皸具齐全,形象逼真,系驾方法清楚,为研究古代车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发掘者推测铜车马可能为寺工制造,埋藏时间“当为公元前210年,至迟不会晚于次年的四月”。

黄展岳系统地论述了秦汉陵寝。秦始皇陵寝由陵墓、陵园、寝殿、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种陪葬坑,以及陪葬墓组成。西汉帝后异穴,同茔不同陵,多各自有陵园,且寝殿逐渐移至陵园南侧,有墙环绕;陪葬坑多在陵园外北边、西边,陪葬墓多在帝陵以东且有自己的陪葬坑。东汉帝陵尚未开展考古工作,据文献记载,寝殿建于陵前,专供上陵祭祀之用;陵园四周不筑墙垣,陵墓前建神道,神道两边置成对的石象、石马。而此二者为以后各朝陵寝所延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黄展岳:《秦汉陵寝》,《文物》,1998年第4期。。他还依据39座汉代诸侯王、王后墓的资料(其中西汉34座、东汉5座),对两汉时期的诸侯王墓作了综合研究黄展岳:《汉代诸侯于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近年发掘的江苏省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令学术界瞩目: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后室及陪葬墓、陪葬坑等组成;先前发掘的狮子山汉兵马俑坑即为其陪葬俑坑;出土各种质料的文物2000余件;青铜兵器品种全而且类型多,为发现不多的汉初兵器增添了可贵的资料;玉器精美且种类丰富,超过中山王墓和南越王墓所出;200多枚印章多为官印,印文内容涉及西汉初年楚国的宫廷建制、军队机构和楚国疆域。发掘者推测陵主为西汉初年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韦正、李虎仁、邹本厚:《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邹厚本等认为楚王陵所出金扣腰带制于汉地而非匈奴产品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王恺阐述了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第8期。

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五次发掘共清理土坑竖穴墓36座,分早、晚两期,以M71为代表的晚期墓葬,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期。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筒形贮贝器、执伞铜俑、二人缚牛扣饰等文物精品再一次令世人瞩目。发掘者认为M71墓主人应为身份较高的贵族,也不排除是某一代滇王的可能性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科报》,《文物》,1988年第6期。

北宋皇陵陵园建筑第一次全面揭露,提供了宋代“官式”建筑做法的完整实例。其中宋仁宗永昭陵阖亭是最重要的发现。阖亭或称阙亭,建筑形制和结构比较奇特,平面为方形而缺外边一角。附葬于昭陵的曹皇后陵陵台前发现宋代献殿基址,其建筑形制与文献记载相符,印证了宋陵献殿的存在孙新民:《宋仁宗永昭陵上宫考古获丰硕成果》,1998年10月14日《中国文物报》。

新发掘的西夏陵3号陵园西碑亭由方形台基、踏道和圆形亭式基址组成,展示出“亭”的建筑构造形制和式样;出土的3座石雕像碑座和300余块西夏文残碑块,可了解碑的制式,知晓墓主及其事迹,解决西夏陵徒有陵寝而不知其主的历史之谜沈自龙:《两夏陵考古又获重要成果》,1998年11月4日《中国文物报》。

家族墓地考古以南方六朝的家族墓地和北方辽代的家族墓地的成果较多。

南京郊区六朝家族墓地新近报道的有:东郊发掘了东晋名臣高崧家族墓地、北郊象山的东晋初年尚书仆射王彬家族的墓地南京市博物馆:《六朝家族墓地考古有重大收获》,1999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南郊司家山发掘的7座东晋至南朝时期的谢氏家族墓葬。见于报道的东晋谢温墓和刘宋谢玲墓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墓葬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玲墓》、《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

宿白对河北宣化下八里已发现的辽代家族墓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根据墓志考证,张、韩两姓墓地分居东西,其中张姓墓分西北、东南两组,尽管相距仅20余年,墓葬形制、绘饰乃至随葬器物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他还推测张家茔地未被发掘的墓葬不止五座,而张家之衰、茔地之废皆在金末宿白:《宣化考古三题》,《文物》,1998年第1期。

明太祖朱元璋曾封第六子朱桢为楚昭王,封地为武昌,世袭八代九王。楚王家族墓以前在武汉曾有过发现。武汉黄家湾清理的四座明墓,墓主人分别为朱桢五世孙镇国中尉朱显轼及妻恭人赵氏、朱显轼次子辅国中尉朱英卿及妻宜人袁氏。四座墓皆为“同茔异穴”夫妻合葬,出有墓志和买地券各三方及一批随葬品。朱显轼及妻赵氏墓用青瓷碗垒作棺室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武汉市博物馆:《黄家湾明代楚王朱氏墓》,《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漏泽园是北宋晚期官府设置的集中收管贫穷者的公共墓地,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郊的陕州宋代漏泽园是其中保存较好的墓地之一。838座墓葬皆以陶缸为葬具,出土359块墓志,内容为墓葬字号(以“千字文”或数字顺序编排),送尸人的姓名和职务,死者姓名、年龄、性别、籍贯、职业和死亡地点,对死者的收管检验和埋葬时间等。从墓志得知死者半数以上为军人,百姓次之,其余为罪人。墓志记有地名、基层官署和役人名称若干,对研究古今地名,地方基层行政机构设置和分工、行政区划有重要价值,是研究北宋末年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员更厚:《陕州发现宋代漏泽园墓地》,1998年11月4日《中国文物报》。

以明代大太监田义的墓葬为中心的田义墓园位于北京石景山,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占地面积最大的明清宦官墓群。园内沿中轴线依山势建有门楼、华表、文武石像生、棂星门、碑亭、享殿、寿城门及宝顶等,基本保持着原有的建筑规制。园内还曹葬有明清10余位太监,现存宝顶5座分属明代太监马龙湖、王奉及清代太监慈有方等1998年9月9日《中国文物报》。

武汉市江夏区流芳镇东吴墓中出土一套反映当时封建豪族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青瓷模型明器,共计47件。有院落1组,还有牛车、牛羊舍、鸭舍、鸡舍、碓房、烛台、狗、扫帚、勺、多子盒、臼等。俑28件,有杵臼俑、骑马俑、持剑俑、武士俑、舞蹈俑、倒立俑、跪拜俑、吹奏俑、男女奴仆俑等,是豪强地主拥有大量部曲、田客、奴仆、仪仗的真实写照。青瓷院落由围墙、前门楼、四隅角楼、左右厢房和4个谷仓组成,是比较珍贵的文物1998年8月6日《中国文物报》。

隋唐时期营建东都洛阳的主要官烧窑作坊遗址位于东都外廓城履顺坊内,占地面积大,1万平方米内发掘出50座烧窑。出土的建筑构件在宫城内的明堂、含元殿等处遗址中多见,表明该窑址专为营建洛阳城和宫殿而特设,当属官营作坊。此窑址的规模和所出物的质地、数量远远超过已发掘的6处同时期的窑址王炬:《洛阳发掘隋唐建造东都城官营烧窑遗址》,1998年5月6日《中国文物报》。

“唐三彩”广为人知,宋三彩则论者甚少。孙新民初次较为全面的综述了宋三彩的发现与烧造年代,产地和烧造技法,造型及装饰艺术,还比较了宋三彩与唐三彩的异同。他指出,宋三彩胎质已瓷化,釉色多与自然本色协调一致,装饰以图案见长,器类多为日常生活用具为主,通过市场流通,与色彩艳丽、多用于随葬的唐三彩有诸多不同孙新民:《综论宋三彩》,《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有关陶瓷史的新资料与研究,最为注目的是《宋代耀州窑址》发掘报告的面世。这是继《唐代黄堡窑》、《五代黄堡窑》之后耀州窑遗址发掘的又一重大收获。报告翔实地报道了宋代耀州窑遗址的发掘经过以及作坊、瓷窑、釉料石灰煅烧窑、出土瓷器和窑具等方面的资料,使得这一宋代著名的窑址的面貌得以展现出来。发掘者将遗址分为北宋早期、中期、晚期和南宋四期,并对宋代耀州窑青瓷器的外销作了探讨。陕西省考古所:《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10月。耀州窑成为目前各大名窑中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作得最为系统完整的窑址。

自20世纪50年代郊坛下官窑发现以后,学术界一直对修内司窑的问题争论不休,李辉柄认为,不能因未见窑址而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李辉柄:《谈南宋官窑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4期。。而新发掘的杭州南宋皇城北侧的老虎洞窑址,可以认定此窑址即修内司窑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获重要成果》,1999年1月6日《中国文物报》。

浙江慈溪市的寺龙口窑址为越窑的重要产区之一,首次发现南宋龙窑遗迹和作坊遗迹展示出越窑制瓷工艺;3万余件标本显示晚唐至南宋不同阶段越瓷的特征,可知其为南宋初年宫廷用瓷的产地,为解决贡窑、密色瓷等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沈岳明、权奎山、黄义军:《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1999年1月20日《中国文物报》。

五铢钱自西汉一直延用至唐初,历时达700年以上,近年有诸多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对汉武帝统一铸币的场所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陕西户县兆伦村的汉代铸钱遗址规模大、保存好,出土了西汉五铢钱范、王莽时期的多种钱范及钱币。调查者认为,该遗址在汉上林苑范围内,应是史书所载的汉代著名的铸币机构——钟官所在地,即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上林三官铸币场所,也是王莽时期最为重要的铸币工厂陕西省文保中心兆伦铸钱遗址调查组:《陕西户县兆伦汉代铸钱遗址调查报告》,《文博》,1998年第3期。

钱币学的悬案——曹魏五铢得以认定。戴志强追述了曹魏五铢考证的过程,剖析了其钱面外郭压钱文、外缘多毛刺、穿大体薄的特征,提出曹魏五铢的启用年代可能是魏明帝太和元年,此钱币的分期断代尚待深入研究戴志强:《曹魏五铢考述》,《文物》,1998年第4期。

江苏省镇江市区发现一处南朝萧梁时期的铸钱泥范堆积,出土的钱范为“梁五铢”和“公式女钱”的泥范,残片堆积厚近1米,广达数百平方米。史载梁武帝于天间元年始铸“梁五铢”(又称“大样五铢”),又在天监年间铸仅有内廓的五铢小钱(因属官铸谓其“公式”,因其轻薄称为“女钱”)。此处为梁代南徐州治所,可见应是萧梁朝廷设立的官铸钱署刘建国:《镇江发现萧梁铸钱遗址》,1998年2月22日《中国文物报》。

汉唐时代,中国的版图扩大,对外交往繁盛,所铸的各种钱币遂流传四方。王仲殊以“西域”各地和“海东”朝鲜半岛、日本为主要对象,简述了汉唐时代中国的各种铜钱在那些地区的流传情形王仲殊:《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考古》,1998年第12期。

配合黄河小浪底淹没区洛阳段水利工程,考古工作者勘察河道36公里,测绘古栈道1500余米,发现汉代的盐仓城址,4个古渡口及魏、唐等历代题刻、残刻画等遗迹朱亮、史家珍:《小浪底淹没区洛阳段漕运遗迹调查获重大成果》,1998年2月11曰《中国文物报》。。在河南新安县发掘出大型汉代建筑遗址,由墙垣、通道、柱础石和路面等遗迹组成,从其形制来看,可能具有仓储作用。推断其建于西汉中期,东汉时期废弃朱亮、史家珍、乔栋、张建文:《小浪底库区发掘汉代大型建筑遗址》,1998年1月3日《中国文物报》。

中国古典玉器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至东汉末年基本结束。卢兆荫认为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时代,在东汉末年基本上结束了,此后的中国玉器逐渐进入到以装饰用玉和观赏用玉为主体的时期。汉代用于礼仪的主要是玉璧和玉圭,先秦时期流行的其他礼仪用玉多已不再制作(如玉琼、玉璋)或已转化成装饰用的佩玉。华山出土的西汉玉璧、汉昭帝平陵与上官皇后陵区出土的成组玉璧和玉圭以及汉成帝延陵陵园出土的玉圭,都是属于祭祀所用的礼仪用玉。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雕凿纹饰的玉兵器,都是作为仪仗用的,而非实用器,所以,也应属于礼仪用玉。汉代是玉璧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玉璧的社会功能多样化,除了作为礼仪用玉外,还被用作葬玉及装饰、佩带用玉。汉代玉圭主要用于祭祀,诸侯王等高级贵族可能有随葬玉圭的礼俗卢兆荫:《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文物》,1998年第3期。

学术界一般将汉画像石的产生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厚葬之风的影响,蒋英炬对汉画像石的产生背景和艺术功能提出新说。他认为迄今发现的汉画像石墓无一为诸侯王墓,已发现的诸侯王墓中无一为画像石墓,而早期画像石墓多为画像简单、形制较小的汉墓,所以汉画像石最初是从基层民间出现的。汉画像石的出现,与汉代丧葬礼俗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汉画像石的艺术功能是为随葬礼俗服务的,而最终目的则是为生人的蒋英炬:《关于汉画像石产生背景与艺术功能的思考》,《考古》,1998年第11期。

铜镜背面装饰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表现,其中的人物主题纹饰自战国至明清,历时2000余年。孔祥星论述了人物镜的类型和时代特点,将其分为战国至南北朝、唐至明清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神仙题材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构图空间小,人物缺乏个性,画面缺少故事性;第二阶段人物镜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方面,神话传说、历史传说、社会现实生活和民间传说题材都有,以完整的画面表现人物,强化了个性,突出了故事性孔祥星:《略论中国古代人物镜》,《文物》,1998年第3期。

近年来有关印刷术的讨论又趋热烈。安家瑶、冯孝堂对1967年西安沣西出土的一件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作了研究,认为经咒中心画面内容出自《大随求陀罗尼经》,经咒的绘画风格接近玄宗时期,经咒印本显示了早期印刷品的特征,这与考古学界推测的雕版印刷诞生的年代正相吻合安家瑶、冯孝堂:《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考古》,1998年第5期。

孝义故事图画及雕刻是宋、辽、金、元北方墓葬的重要装饰,但以往缺乏综合研究。赵超对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的砖雕内容进行了考释,同时探讨了宋代墓葬中二十四孝图产生的根源和演变规律赵超:《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砖雕题材试析》,(文物》,1998年第5期。

陕西神木大保当发现1座保存完好的汉代城址和4处汉墓群,初步确定为汉代聚落遗址,为汉代边塞郡县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城址平面略呈五边形,面积28万平方米。汉墓属于东汉中叶,出土汉画像石近70块,提供了建筑、神话、舞蹈、服饰、车舆等方面的资料;所出陶器和人骨标本显示出与匈奴关系密切王炜林、康兰英、孙周勇:《神木大保当汉代考古又获新成果》,1998年12月2日《中国文物报》。

中法学者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克里雅河谷地带进行的调查和发掘获得可喜的收获,沙雅县喀拉墩古城的两座佛寺,平面均呈“回”字四方形,外有回廊。塔外壁和廊道内外壁所绘的壁画风格似乎表现了中亚、印度与中国佛教文化的紧密联系,其时代大致在公元3~4世纪前后,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而新发现的圆沙古城处于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内有建筑遗迹、灰坑和家畜骨骼,古城的时代不晚于西汉时期,这是和田考古中的重要收获。城周围有6处墓葬群,所葬人骨经鉴定为高加索人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古城遗址墓葬区发现的西晋墓,随葬有车马图木板画和彩帛墓志,可知此城是古代西凉州酒泉郡的表是县治所曹国新:《骆驼城西晋墓出土木板画和彩帛墓志》,1998年11月18日《中国文物报》。。武威发现开元年间的唐代砖室墓,随葬60多件三彩器物,其中人物俑有40多件,为河西走廊地区唐墓所罕见。墓主三代均为上柱国。此墓为研究唐代地方史及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对确定唐代武威郡及其属县的地理位置和建置等有参考价值黎大祥、刘万虎:《武威发现大唐上柱国翟公墓》,1998年4月8日《中国文物报》。

新疆尉犁县东南的营盘是汉晋时期的古代聚落,为连接楼兰去库尔勒、焉耆、高昌各径道的枢纽重镇。所清理的110余座墓葬的葬具为胡杨木,随葬品以木器和随葬衣物所用的纺织品为大宗。近20种的服饰是研究西域古代服饰制度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包融的东西方文化因素对研究汉晋时期的丝路贸易、中西文化交流等有重要价值周金玲、李文瑛、尼加提:(尉犁营盘墓地发掘获丰硕成果》,1998年3月11日《中国文物报》。

辽宁北票市南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墓葬共发掘419座,出土的遗物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既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又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张克举、万欣:《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发掘又获丰收》,1998年12月30日《中国文物报》。

以佛教遗迹的发现居多,道教遗迹发现和研究很少。

洛阳永宁寺塔是北魏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物,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钟晓青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对永宁寺塔的高度、比例结构做法做了复原探讨,进而认识北魏中后期木构佛塔的设计、技术及风格钟晓青:《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探讨》,《文物》,1998年第5期。

四川成都市1处石刻窖藏出土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1件为四川地区最早的道教造像;8件佛教造像中,圆雕阿育王立像为中原同时期造像所不见。造像中5件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南朝造像成都市文物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敦煌莫高窟按洞窟分布分为两区:南区洞窟大都是礼佛用窟,是以往敦煌研究的重点;北区主要是僧人们的生活用窟,过去研究少。近几年在北区清理、发掘了僧房窟、禅窟、瘗窟和仓库窟243个,出土了大批文物,包括多种文字的文献、佛经,古代钱币,各种质地的生活用具、服饰,是近年敦煌考古的重要收获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发掘者还撰文详细介绍了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

山西隰县七里脚千佛洞石窟有南北两个洞窟。据调查,第一窟的开凿年代“应与巩县石窟大体相同,即在北魏孝明帝时期;第二窟的开凿年代可能在唐高宗乾封二年至玄宗天宝年间”。从洞窟形制和造像题材来看,该石窟受到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影响,也与关中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有密切关系。七里脚千佛洞石窟为研究石窟造像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实物例证郑庆春、王进:《山西隰县七里脚千佛洞石窟调查》,《文物》,1998年第9期。

李裕群发表《封龙山石窟年代与造像题材》一文(文物),1998年第10期。,对河北定州元氏县封龙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和造像题材作了分析研究。

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发现佛教窖藏,出土石、铁、陶、泥、木质的造像200余尊,为佛教考古史上所罕见。发掘者认为造像埋藏的时代最早为北宋末年。杨泓认为,青州佛教造像不同于中原北朝造像之处,可能来自南朝的影响杨泓:《关于南北朝时期青州考古的思考》,《文物》,1998年第2期。。龙兴寺新近清理5处灰坑,发现唐代以前的彩绘石造像、玻璃制品、舍利子等王庆华、庄明军:《龙兴寺考古新收获》,1998年8月26日《中国文物报》。。据王庆华等考证,龙兴寺是在前代寺院的基础上改建或扩建而成的,开元年间始名龙兴寺,毁于宋金之际王庆华、庄明军:《青州龙兴寺考略》,1998年10月14日《中国文物报》。

唐代高僧万回在唐宋时期被民间广泛供奉,罗世平指出四川石窟中现存两尊万回像,均与泗州僧伽、金陵宝志同处一龛。万回像的认证,有利于对唐宋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罗世平:《四川石窟现存的两尊万回像》,(文物》,1998年第6期。

梵钟是与寺庙并存的一种法器,全锦云根据其造型和纹饰的不同,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加以介绍。她认为,中国最早的梵钟出现在南方,为佛教“南传系统”先于“北传”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梵钟的传入轨迹也证实了“缅甸”道的存在;而梵钟南北地区的差异实际是佛教南北两大流派的具体体现全锦云:《中国古代佛钟的分区与探讨》,《北京文博》,1998年第1期。

王育成撰文探讨早期道符王育成:《略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道符》,《考古》,1998年第1期。

华山是中国古代道教活动中心之一,秦建明等对华山的道家石窟进行了初步的考察:粗略统计有50余窟,形制有方窟和圆窟两种,以圆窟为多。所调查的数窟为明代开凿,特点是分布不集中,规模不大;造像和雕刻少;有良好的排水、通风和采光功能秦建明、杨政:《华山道教石窟调查》,《文博》,1998年第5期。

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使研究更趋于具体和客观。

唐九成宫位于陕西麟游县,是隋唐时期的离宫。陆巍等通过分析历史文献中关于九成宫气候记载的气象意义,与现代该地区气候状况(35年的气温资料)进行比较,得知隋代九成宫入春较早,春季气温暖于唐代和现代;唐代的夏季气温比现代低陆巍、张秀芝、吴宝鲁:《唐九成宫夏季气温的重建》,《考古》,1998年第1期。

唐三彩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产品之一,其后有宋三彩、辽三彩以及奈良三彩,如何客观、科学地相互识别是困扰学者的难题。郎惠云等根据日本学者对古代陶瓷器产地的研究结果,利用K/Ca、Rb/Sr两个化学因子能有效显示地域差别的特点,经过非破坏分析,研究唐三彩和奈良三彩的区别。利用这种方法也可研究西安三彩与洛阳三彩及其他地方三彩的相互识别和流通等问题郎惠云、王世和、三十利一、高场太郎:(从成分分析探讨唐三彩的传播和流通》,(考古》,1998年第7期。

陶瓷器中微量元素能够反映原料产地的特征,中子活化分析可以同时测定样品内几十种微量元素,是古陶瓷原料来源研究的有效手段。赵维娟等人对南宋官窑瓷器原料的中子活化分析表明,官窑的釉料和胎料的产地不同,遗址中发现的原料接近胎料。赵维娟、高正耀、陈松华、汪安等:《南宋官窑瓷器原料来源的中子活化分》,《考古》,1998年第7期。